同时，1954年宪法在参考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充分结合中国国情，力求在本土与国外经验之间保持合理的平衡。
因此，《共同纲领》起到了建国纲领、临时宪法的作用，但它本身不是宪法，不能代替宪法长期存在。实际上，五四宪法的主要目标就是保证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施。
而国家建构的完成在五四宪法的制定过程中得到集中体现，在理论上就是制宪权的首次行使。人民作为主权的代表，自己决定了宪法的样貌，也是人民自己决定宪法的生效。人们不仅不再像早年那样激烈批评基本法，反而开始赞美说基本法是德国拥有过的宪法中最好的一部。八二宪法规定，监督宪法实施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权，但这一职权三十多年来行使得并不到位。现代国家是通过以宪法为统领的法律秩序建构起来的共同体。
（二）54宪法的基本风格与宪法关系的确立 1954宪法奠定了中国宪法典兼容并蓄与面向实践的基本风格。比如，2002年到2012年十年间，宪法意识的变迁过程，整体上是以宪法文本为核心的，在某些方面体现了宪法意识逐步从偏离宪法文本到回归宪法文本的过程。可能由于某人的过错，也可能出于偶然因素。
陈征，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最后还要审查行政机关是否正确适用了该法律。[21] Stephan Herren, Faktische Beeintraechtigungen der politischen Grundrechte, Chur 1991, S. 133. [22] 对于赔偿请求权，我国《宪法》第41条第3款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因此，在审查行政法律行为限制基本权利的正当性之前，界定该项基本权利的防御范围以及审查是否构成对基本权利的损害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16] 第一，一般生活风险不符合基本权利规范的防御目的，对于这类风险所带来的损害，基本权利主体必须容忍。例如：没收某企业的全部财产给该企业债权人带来损失。
购车摇号政策导致汽车生产和销售企业的利益受损。但在此有两点需要阐明：1.只要是被基本权利防御范围所涵盖的不具备宪法正当性的事实损害，均可能引发赔偿请求权，赔偿请求权的存在不得取决于行政主体的主观过错。在当前，德国公法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消除后果请求权同样可从基本权利的防御权功能中导出。[11] 根据德国刑法的相关理论，行为与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仅是肯定不法性（Unrecht）的前提之一，后果还必须可以归责至行为人。
拉姆绍尔认为此处与限定基本权利的防御范围类似，应探寻授权性法律规范的目的。最后，这一观点缺乏可操作性，特别是对于立法者的可预见性需要提出哪些标准，加尔瓦斯未能给出明确答案。而无论何种原因逮捕记者，都可能会导致其同事和报刊读者的利益遭受附带效力损害。在刑法领域，主流观点符合有利被告（in dubio pro reo）原则，但该观点并不适合引入宪法和行政法领域，因为有利被告原则的目的是保障被告的人权，并不适用于被告是国家的情况。
[12] 然而不难看出，风险提高说事实上并未对基本权利的防御范围做出任何限定，只要行政行为增加了损害后果产生的可能，则构成对基本权利的损害。必然事实损害是指损害行为必然导致损害后果，比如以增加国库收入为目的征收流转税必然会导致对商品流通的限制。
因此，这种限定基本权利防御范围的做法不妥。基本权利的本质是确保个人能够独立的规划生活和施展自由，《基本法》文本经常使用不受侵犯、保障等字眼，原则上并未对损害基本权利的形式进行划分和限定。
为了平衡立法和行政的负担，通常认为法律授权某一行为则意味着同时授权该行为所引发的全部后果，但当出现法律授权目的之外的非典型后果时，则需要例外对待。其中，行政法律行为间接给行政相对人带来的损害被称为后果效力的事实损害，而间接给第三人带来的损害则被称为附带效力的事实损害。[4] 不能否认，传统损害与事实损害确实存在不同之处，但各种传统损害之间以及各种事实损害之间同样存在差异，这些差异的客观存在无法否认基本权利对事实损害的防御。2. 除了已经实际获得的利益，只有损害了必然会获得的利益才可能导致赔偿，[25] 在此不得贯彻风险提高说的思想，否则可能导致受害人因损害行为而受益。关键词: 事实损害;行政法律行为;基本权利;法律保留 一、事实损害的概念 公权力对公民基本权利的损害属于典型的宪法问题。法律保留原则是宪法和行政法领域的一项重要原则，产生于19世纪的德国。
个别德国学者认为具备直接性和目的性的损害在可持续性、无法逃避性、危害性等诸多方面均与事实损害存在较大差异，将二者同等对待不尽合理。《行政诉讼法》第67条第1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造成损害的，有权请求赔偿。
[10] Hans-Ullrich Gallwas, Faktische Beeintraechtigungen im Bereich der Grundrechte, Berlin 1970, S. 17. [11] Vgl. Ulrich Ramsauer, Die faktischen Beeintraechtigungen des Eigentums, Berlin 1980, S. 54. [12] Vgl. BGHZE 6, S. 270. [13] Karl Heinrich Friauf, Zur Rolle der Grundrechte im Investitions- und Leistungsstaat, DVBl. 1971, S. 681. [14] Ernst Forsthoff, Lehrbuch des Verwaltungsrechts, Band 1, 9 Aufl. Muenchen 1966, S. 332. [15] Guenter Janssen, Der Anspruch auf Entschaedigung bei Aufopferung und Enteignung, S. 194f. [16] Vgl. Ulrich Ramsauer, Die faktischen Beeintraechtigungen des Eigentums, Berlin 1980, S. 161ff. [17] 普遍认为给付行政必须满足法律保留原则的要求，无论给付行为是否给第三人带来损害。参见Stephan Herren, Faktische Beeintraechtigungen der politischen Grundrechte, Chur 1991, S. 132f.。
[1] 在满足法律保留原则的前提下，需要进一步审查法律本身的正当性，特别要审查这一授权性法律是否符合比例原则。举例来讲：如果逮捕报刊记者的行为与其从事的新闻职业有关，则构成对其新闻出版自由的直接损害。
与此类似，在上文提到的引渡事件中，坚持这一观点会导致立法者为在引渡回国后被判处死刑的结果负责。但若法律仅授权措施而未提及后果，导致事实损害的行政法律行为是否被法律保留所涵盖？这一问题主要存在于手段与后果之间并不具备必然性的偶然事实损害中。他认为，是否构成对基本权利的损害并不取决于直接性、目的性、强制性等传统标准，而应取决于所涉及基本权利规范的保护目的，基本权利仅防御其规范价值内容所涵盖的风险领域。但应以何种标准限定？针对这一问题，笔者总结了德国公法学界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分别将其称为归责限定说、主观要件说和规范目的说。
行政拘留企业经营者导致该企业员工利益受到损害。拒绝延长外籍劳工的居留许可导致其雇主蒙受经济损失。
在德国，损害（beeintraechtigung）又被称为限缩（Verkuerzung）、介入（Eingriff）或限制（Einschraenkung），在我国还经常被称作干预。例：授予某企业经营许可会给同行业其他企业的利益带来损失。
Vgl. Walter Jellinek, Verwaltungsrecht, 3 Aufl. Offenburg 1948, S. 22f.。通常而言，消除后果请求权优先于赔偿请求权，但二者并不一定相互排斥。
消除后果请求权和赔偿请求权则属于次级请求权。而偶然事实损害则是指损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缺乏必然关联，相同行为可能导致不同后果，损害后果是否出现以及出现何种后果均取决于个案。照此，对于上述引渡事件，立法授权引渡行为仅意味着授权限制人身自由，危害生命权根本不符合立法授权的目的，即授权法律并不涵盖介入生命权这一后果，立法者无需为被引渡者丧失生命的后果负责。福斯特霍夫（Forsthoff）与弗里奥夫的观点有些相似，认为构成损害的前提是行政主体至少应具备直接故意。
通常来说，行政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链条越长，落入基本权利防御范围的可能性就越小，属于一般生活风险的可能性就越大。授予建设许可可能会导致周边的房产贬值，比如遮挡周边房屋的视野或阳光、破坏房屋的私密性、增加噪音等。
明显不符合宪法基本权利规范防御目的的介入不构成对基本权利的损害。公权力行为是否被基本权利条款所防御应取决于损害的效果，而非形式。
[23] 当侵害基本权利的行为尚未发生时，公民的主观权利体现为不作为请求权，而若侵害行为已经发生，不作为请求权则转化为消除后果请求权。[23] Hartmut Maurer,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18 Aufl. Muenchen 2011, § 30, Rn. 5. [24] 无法消除的损害也不一定总引发赔偿，赔偿请求权成立与否还取决于导致无法消除损害的具体原因，原因可能来自公权力，可能来自当事人，也可能来自第三人。